摘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建议进一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缓解资金市场的供求关系，降低实际资金使用成本，给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输血，反哺利润给实体经济。 ...
不仅如此，产能过剩的行业主要是那些G D P效应明显，而就业效应不明显的行业，因此，从G D P来看增长慢了，但对就业的影响却不大，从而出现了增长下行，而就业并未同时下降。
同时，中国飙升的工资成本迂回降低了美国实际汇率。这是为什么？因为美国解决了2007-08年经济危机背后的不平衡问题，而中国摆脱衰退的同时却加剧了不平衡问题——过高的储蓄率进一步上升。
1973年，日本人均GDP为美国的67%，当时日本的经济增速同样下降一半至5%。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每年下跌3-5%。利率的下降使当前债务按以往的标准看来更加容易承担。2011年，中国的巨额储蓄占GDP的51%，略高于2007年危机前的水平。第一个问题引发了危机，而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则阻碍了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因此经济复苏受阻的美国需要第三种不平衡：巨额财政赤字，而这势必导致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飙升。
当然，美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从130%降至110%，主要是通过违约（银行减记）实现的，收入增长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就有了美国的财政悬崖（旨在降低赤字的减支增税计划），同时2013年很可能面临令人失望的增长率。多年来，中国汽车摩托车、农用机械、电池、电视、手机、整机及芯片、化工材料、医药、食品、文具等行业纷纷遭遇涉外知识产权纠纷。
我国自主创新需要更多地关注和加强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目前，我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仍然是基础研究的主要承担者，政府的研发支持也主要针对研究所和大学，而且研究所和大学的科研工作大部分都是在没有企业参加的情况下独立开展的，企业参与国家基础研究项目较少，基础研究领域的产学研合作较弱。过度强调开放型创新模式导致企业太注重对外部技术源的监视、识别和获取，基础研究在美国大型企业研究实验室里的地位有所下降，包括朗讯、IBM、施乐、ATT、埃克森(Exxon)、杜邦等以前对基础研究乐此不疲的科技型公司，也开始将研究使命重新聚焦于短期应用的有利可图的研究上。微软认为基础研究关系到公司的命运，强调探索一些尚无应用前景甚至在10年或20年内都不能实现的东西。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开始实施稳定地加强基础研究的发展战略。为此，公司对微软研究所的近千名科技人才给予了很大自由，没有对他们的研究方向提出业务支持上的限制，这种不加限制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研究文化使微软一直引领行业的科技方向。
对关乎产业核心技术发展的基础研究，企业一方面要加强内部研发能力建设，在基础研究、开发研究和试验发展上保持动态平衡。随着跨国公司加快了在华研发的布局，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资研发机构，研发战略也逐渐由产品的本土化研发向基础和应用研究转变，高校、科研机构与跨国公司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对本土企业形成了挤出效应。目前中国企业研发经费主要用于完善现有产品和技术，仅1/3用于创新范畴的新产品开发和基础研究，企业研发经费的33%用于改进工艺从而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 31%用于以完善现有技术和拓展产品用途为目的的开发研究, 24%用于完全新产品/新工艺开发(估计3年内能实现商业化)，用于基础研究(至少3年内不实现商业化)的不到9%。缺乏关注产业发展的需求和未来趋势的纯基础研究，很难提高中国产业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如美国的IT和生物产业的兴起，主要得益于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加强了相关领域基础。这也是研究开发经费不断增长，但产业创新能力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尽管国家每年加大了对纯基础研究的投入，但中国的创新和成果转化机制10多年来没有根本性转变。在有些时候，政府非常希望企业能够参与重大项目研发，利用政府投入强化企业自身的研发实力。
这种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显著增强了公司竞争力。尽管2007年OECD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研发投入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但中国的大部分科研资金都用于产品开发，以及根据快速增长的中国市场进行产品调整，并非基础性的科研工作。
进入专题： 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 。微软公司具有良好的面向未来的基础研究文化。
脱离了内部基础研究的开放式创新，不仅不能吸收到最新的科技创新知识，反而容易成为跨国公司进行全球创新和生产布局的资源提供者。中国企业应避免忽视内部技术储备的过度开放的创新模式，因为获取和学习知识的条件在于企业内部的知识基础。如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单位的分布和承担国家973计划项目负责人的单位性质来看，企业参与国家基础研究项目太少，而且主要是少数几家国有企业唱主角。2009年，中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的投入比例为1∶2.7∶17.6，2008年美国的这一比例为1∶1.3∶3.5，法国为1∶1.6∶1.6，意大利为1∶1.6∶0.9，日本为1∶1.7∶5.4，韩国为1∶1.3∶4.3，俄罗斯为1∶0.9∶3.7。日本企业从事的基础研究是与产业高度相关的关键性基础科学和技术，大多数都与公司的技术强项相关联，所探索的科学现象紧密联系所在产业的未来方向，比如日本化工企业的化学研究水平相当高，因为这跟产业技术趋势是紧密相关的。2009年,我国的基础研究资源有94.75%集中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企业基础研究经费只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5.25%。
企业在产品创新中遇到的问题往往需要通过基础研究来解决，如抗生素、晶体管、原子能等重大创新都直接源于基础科学知识的突破。中国企业往往将基础研究寄托于公共研发，但公共研发不可能承担起满足产业基础研究的使命。
近年来，面对挫折日本企业集体性地加大了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的力度，约有四分之三的日本企业从事基础研究，包括为解决某种产品研究问题所作的基础知识探索、为提高现有材料或工艺性能及降低成本的探索、掌握新技术、研究超越现有专利的技术、掌握基础与支撑技术、研究测试技术和分析方法、探索可能利用的现象和物质等。基础研究的不足导致了中国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薄弱。
这一倾向导致二十一世纪初美国的产业创新能力明显下降。日立、东芝、佳能、NEC等公司设置或加强了基础研究实验室，强化了企业层面的基础研究。
这种基础研究导向不仅吻合国家发展目标，更主要是夯实了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根基。目前我国研发体系的特点是科研院所和大学主导基础研究，而企业主导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不仅提高了企业研究基础科学的积极性，而且由于紧密联系产业趋势和市场需求，也极大地保证了研究的效率和对产品/工艺创新的支撑，因此是一种有效的研究模式。在产业应用领域，要真正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资源向产业升级和市场导向的创新倾斜。
这样看来，即便假设公共研发能有效替代企业内部基础研究，但公共研发所产出的间接结果既不能轻易地转移到产业中去，也难以内化为单个企业的科技能力。尽管大学和研究所在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产业创新最终还得靠企业。
如果我国产业的发展继续忽视基础研究，就只能在新兴技术产业发展中再次回到技术追赶的道路。政府计划型基础研究和好奇心驱动型基础研究由于偏离了产业需求方向，企业无法从中获取更大的收益。
三、加强市场主导型基础研究的对策市场主导型基础研究是我国产业核心技术突破性创新的关键。如果中国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只关注RD的后端(开发研究和试验发展)，或者置产业需求于基础研究之外，那么中国产业的核心技术发展就会一直受制于外国竞争者，就不能实现真正的自主创新。
我国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在进一步提高学术型基础研究能力的同时，应加强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试图用国家的公共研发来替代本该企业作为核心主体的市场型基础研究，不仅不现实，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不高。应该通过政策引导、优化外部环境等措施，着力推进我国企业成为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的主体。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是美国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的黄金时期，企业的研究开发有很大一部分投入到基础研究中，使得美国产业的基础研究领先于世界，造就了美国产业创新能力称霸世界。
如果企业从基础研究中获得的收益显著地超过支付成本和溢出成本，那么企业仍然愿意独立(或联合)从事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研究活动。近10年来,得益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计划、863计划、知识创新工程等科技计划对基础科学和高技术的支持，中国研发投入总量和比例稳定增长，基础研究经费逐年增加。
我们不能套用公共品思维衡量企业基础研究的合理性，将非独占性( inappropriable)和易转移性(transferable)作为企业忽视投入基础研究的借口，因为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和未来市场需求的、经过精心筛选和前景预测的市场型基础研究项目，其间接的产出和潜在效应将具有高度的专用性和异质性，这种知识是不易转移的。日本电话电报公司(NTT)明确规定基础研究面向长期目标，是公司财政开支的优先领域。
企业只重视引进技术基础上的再创新，创新成果多属于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领域，而真正形成原始创新的基础研究很少，所以不能很好地吸收外部知识，不了解产品背后的基础科学原理，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一旦国外的技术升级换代，将需要重新引进，形成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在研发资源配置上，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计划和市场机制的互补作用，诱导我国企业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